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逊克“反修公社”老知青

这里曾经叫做“五七农场”、“反修农场”、“反修公社”,最后定名为宝山公社、宝山乡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人生的第一次拼搏——库尔滨河畔的八年  

2018-02-06 18:34:43|  分类: 知青时代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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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的第一次拼搏——库尔滨河畔的八年
陈伟民口述
1970年春节过后,我们算是从上海市第六十中学初中毕业了。在“毕业分配”时,老师发志愿表,叫我们填,我看几位要好的同学填写到黑龙江去,我也随从了,参加了六十中学赴北疆的“创业兵团”。出发前,拍了一张集体照,有十二人,我的个头算是小的,虽比其中最年轻的黄仁伟年长两岁,看上去比他还矮,因我发育晚。因为年轻幼稚,离开上海时,没当一回事,以为就是下乡劳动,背个包就可以出发了。父母则当作一件大事,左吩咐右关照。带着我挨家挨户向左邻右舍告别。
到了逊克县,插队在边疆公社黎明二队,开始学做农田活,算不上主劳力。比如,在割麦子时,强劳力都是挥舞大芟刀,我只能是捆小麦。四月份到达北疆,到十月份,好友们报名到新建点去,开始时也不太懂这个新建点的实际含义。就知道,到那里去是创业,符合我们“创业兵团”的宗旨,而没有推敲过那里的收入与生存条件。在黎明二队,年底分红,出工一日大致有2元左右的收入(不同的劳动力强度有所区别)。到了新建点,头三年的收入只有原来的零头。
所谓新建点,后来称作反修公社一连。其位置与公社机关同处一地,在库尔滨河畔,一个不宽的缓坡上。我们到那里时,已有先头部队在那里盖起了两间极其简易的房子。可惜那个房子不能利用,因为建造在山岗上,取水很困难。所以,我们只能在临河空地上临时搭建帐篷,解决居住问题。在帐篷里度过了我们在黑龙江的第一个严冬。有的是烧柴,取暖尚可,只是安全系数很低。那年严冬,离我们不远的库尔滨河畔,就有一个帐篷着火,伤者不计,烧死八人。
到了一连后,我们忙乎一阵建土窑子,改善居住条件;然后就是搞副业——伐木,挣钱养活自己。伐木的苦头,不细说,单说夜盲症。那年冬天,因为长时间没有蔬菜吃,得了那个病,夜间看不到东西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开春,我们要开荒了。头一年先头部队已经垦荒开出20垧地,这一年,我们新开出40垧地。我从那年起充当拖拉机手,整天整月开荒,也吃尽苦头。早出晚归、尘土飞扬、黑土吸入、单调无趣,这些都不说,单说那个“虫害”,可怕之极。虱子、跳蚤、小咬、牛苍蝇、蚂蜂、蚊子,六样小动物个个逞能,一个“城市娃”根本招架不了。浑身上下,被咬得没有一块好皮肤。脱掉衣服,看到自己就像一个“赤豆粽”,无奈也可怜。不敢向父母讲,只好自己忍着。(好友黄仁伟和我在一台拖拉机上,忍不住虫咬,被迫剃了光头。)大概过了两年,我们成熟一点了,招架“六虫”的本事大一点了、再加上新荒地变农田之后,人进虫退,遭受“虫害”的程度才减轻许多。
到了第二年开春(1972年),从山下拉来的麦种因管理不当发热受捂,播种60垧地之后,出芽率极低,只好紧急二次播种糜子因那一年雨水明显高出正常年份,糜子在岗上地长势很好,但占地比例最大的低洼地严重歉收,且是水稗子杂处其中,收成之后,两者根本无法分离。之后,一连社员们只能以此充作口粮,艰难度过一年。那年真是不幸,八月份,收割庄稼时,我头一次充当主劳力,抡起大芟刀。但是,因为长期营养不善,再加上使用大芟刀体力透支,我患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。一连连长张恩绿派我与黄仁伟到“大包干”去蹲点,就是看守连队的一个“基地”。在那里干着轻松的活儿,度过两个月,病不见好。到了十月份,公社卫生院发出警示,不准拖延治疗。我向连队提出回上海去,连长派出黄仁伟与储绍宪送我。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利用,连队出一匹马,让我骑在马上,送我的俩人,一人牵马,一人扶着我,一步一步走了近200里地,到达县城。当时天气已冷,雨夹雪,我在马背上,浑浑噩噩,不知所以。辛苦了俩位好友。到了县城,储绍宪返回一连,黄仁伟又护送我直至上海。一路上也因交通条件所限,吃尽了苦头。
在上海养病数月,我觉得自己体力恢复了,似乎个头也窜高一截。我又返回一连,决心在一连再贡献力量。之后,我担任连队的机务副连长,还参加全县团代会,被选为县团委委员。到了1975年夏季,我被推荐黑河农机校读书深造,在黑河读书两个月,因为学校断煤,提早放寒假,我回到连队。公社领导找到我,有意让我接老连长的班。我选择了放弃读书、回到连队继续工作。1976年春节过后,我担任一连党支部书记,当年参加全县知青赴大寨参观团,与金士英、林宏等43人一起完成参观考察任务。
在担任连党支部书记期间,我推行劳动计件承包制,成功地完成了当年本来以为十分艰难的秋收第一要务——收割黄豆。同时,又推动集体采挖玛瑙石赚钱的工作。还完成一项连队“房改”工作,就是把原先房产权属于连队共有的住房出售给住户,即把原先“住管分离”的模式(连队负责修护社员住房),改变成权责一致的模式(房产权归个人)。这几件事,回想起来,自己觉得还是有意义的,得到群众拥护以及上级领导的首肯。
到了1978年年底,我离开了一连,在库尔滨河畔度过了整整八年。我回到了上海,算是返城了,又开始人生的第二次拼搏。
(本文由方良葛涛根据陈伟民口述材料,整理完成)
附录:
下乡后我和陈伟民第一次回上海
(黄仁伟微信记录)
我和伟民72年10月一起回上海。我们两个都是近三年没有回过家,伟民又得了肝炎,公社卫生院叫他必须回上海治疗。离开三线后,储绍宪牵着马,伟民骑在马上,还驭着两只旅行袋。我跟在后面,天上下着大雨,我们三个人步行二百里,一步步地走到奇克镇。当时逊克连阴大雨两个月,去北安的桥路都被冲垮了,所以只能坐轮船沿江顺流到达嘉荫。临行前,我和伟民一起去逊克公安局看守所探望了三位难兄难弟,告诉他们,我们去上海找陈尤然来解决问题。从逊克到嘉荫,乘坐江轮走了差不多一整天,只见岸边一片泽国,边疆、黎明、光明、车陆全部被淹。我们的心情也被淹没在悲伤之中…… 嘉荫住了一晚,坐长途汽车去汤旺河换乘火车到达哈尔滨。在汤旺河火车站,看见庞大的火车头,我都呆住了!三年在山里,居然忘了火车是什么样子的,居然还是上海北站边上长大的男孩子。又坐了一夜火车,到了哈尔滨,感觉到了外国一样,俄式建筑,而且气候也暖和许多。没有买到去上海的直达快车,只能买哈尔滨到大连、再坐海轮去上海的联运票。这样又乘坐一整天的火车,到了大连,天高云淡,风和日丽,和逊克三线完全是两个世界。我们利用一个白天的时间,去了老虎滩与新海公园,又逛了“东方红”、“太阳升”两大百货商场,啥也没买,就是一人装了满满一旅行袋的苹果。今天看这事很蠢,那时却是很希罕,因为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过这么又红又大的苹果了。我还买了两斤深绿色的粗绒线,因为不要购货券。后来妈妈用这绒线给我织了一条毛线裤,陪我穿了十几年。天黑上船后就睡着了,天亮醒来,遇上风浪,轮船颠得东倒西歪,我和伟民头晕目眩,反胃吐水。有个中年人告诉我们,你们这是饿的,越晕越要吃,吃饱了才能不晕船!我们俩咬着牙相互扶着走到餐厅,点了红烧鱼和大米饭,大吃一顿。果然不晕船了。然后就在甲板上看海浪,雪白的浪花拍打着船舷,然后象白玉一样碎成千万片淡绿色的?翠!晚霞的落日余晖染红了海水,又让我想起了山里的红玛瑙。那么遥远的反修公社,才离开了不到一周,已经远去千山万水,还是怪想的!吴淞口就在眼前了,多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浦江两岸,我们回家了。离开上海时,我没有掉一滴眼泪!现在回到家门口了,泪水夺眶而出!是喜是悲,尽在无言之中。
可写的太多了,等我完全退休了,每天写一千字,准备写两年,70万字,写70年代的十年反修、十年创业、十年磨难、十年情谊。静下心来,画面象电影一样放映。还有六连的故事又是独特的,整个逊克、甚至整个黑龙江,大概就是这一个知青点,如此严酷而又多彩的生活!
多么想去再住上一年,四季都过一遍,山上山下,河边江沿,都看到,留下一万张风景人物照,还有老少三代都握手。这个梦能成真吗?可惜那些珍稀植物和动物都不容易看到了,建三线初期的环境不可能复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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