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逊克“反修公社”老知青

这里曾经叫做“五七农场”、“反修农场”、“反修公社”,最后定名为宝山公社、宝山乡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进山伐木的日子 作者:刘龙九  

2017-01-04 09:39:06|  分类: 知青时代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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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那是在1970年的冬天,也是我在黑龙江度过的第二个冬天。之所以在46年之后,我还能依然清晰记得,那是因为这年冬天我是在大山深处渡过的。北大荒的冬天是令人畏惧的,我所插队的双河大队老乡在过去形成“猫冬”的习俗。除了砍够第二年的烧柴外,基本上是一天两顿饭,晌午过后不久,三五好友就会凑在一起,坐在热炕头上,主人端出炒上几盘千篇一律的菜,烫上一壶小烧;主客很热乎地就着荤素搭配的段子,喝呀喝,喝到醉醺醺才回到家。几乎天天如此,混日子,一直混到来年开冻搞春耕。(要不是这样,东北怎么能出赵本山呢?全是在猫冬的季节练成的。)
       自从知青到了双河大队,这个习俗发生变化人多了,要砍的烧柴也多了;另外,为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,开始在冬天刨粪积肥,修水利设施,选良种,等等。在冬天增加了很多农活。虽然,这些变化不是在一个年份形成的,是逐渐形成的。为了提高生产队收入,在那年冬天,双河大队争取到了一项可以赚到钱的"副业"。
       冬季是当地"林大头"(指县属林业部门)伐木的季节。林业部门因为有钱,因此得了个"林大头"的雅号。小兴安岭丛岭那漫山遍野的树林,伐下后运出山,就可以兑现钱。但只能是县属林业部门可以这样做。(按照当时的规定,生产队不能对外出售林产木材,只能在林业站许可的情况下伐一部分自用。)林业部门人手少,他们就把伐木交给生产队去干。他们只要下达指标,到时在规定的地点丈量验收就可以了。当时的农民除了种地几乎没有任何的额外收入。这样的好事一般都要打破头去争取的。何况限于运力不足,每年可运走的树木数量有限,多了运不出去。
       在1970年的冬天,我们生产大队终于争取到了这样一件好事。知青得知这一消息后,一个个向领导"请战",为了让知青也能得到锻炼,大队领导几经考虑后决定了一份包括知青的进山伐木者名单,其中包含三位上海知青是:阚治东,蔡永明和我。
       出发那一天,一辆拖拉机拉着大爬犁,满载着帐篷,行李,炊具,伐木工具缓慢地驶向大山深处。虽然是一早就出发的,但因路途的遥远,特别是天气寒冷,我们坐在爬犁上时间稍长就冻得受不了,只能下来跑一段,通过运动来取暖。当地老乡都有皮袄等保暖"行头",我们知青只有下乡时发的棉衣棉裤棉大衣,看上去很厚,其实御寒能力很差。这些服装只不过是用上海的御寒标准加厚了些棉花而己,穿在身上除了草绿色让人感觉象军人一样,有点自豪感外,几乎一无是处。他们两人的衣服是第一年穿还可以,我的冬装已经穿过了一冬,那条棉裤膝盖以上部位的棉花基本上都脱落到下面,幸好棉袄则是上面薄下面厚,弥补了棉裤的缺陷,就这样时而坐爬犁,时而跟着爬犁走一段,终于在天黑之前来到了目的地——卜洛口子。一群人马上忙碌起来,整理场地,搭好帐篷,周边去砍下直径约10公分左右的树杆,离地约70到80公分搭起了床,铺上厚厚的的干草。帐篷中间用油桶做成一个火炉,当炉火点着后阵阵暖意让我们感到惬意无比,原来人的满足感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。一会儿负责做饭的把热腾腾的面片端上来,倍感饥饿的人们就着面片,烤着冻得梆梆硬的馒头,狼吞虎咽的吃个不亦乐乎!
       第二天,带队的队长分了工,我跟着伐木经验丰富的老邵伐木,蔡永明负责给伐倒的树打树杈,阚治东则跟着一位人呼“老疙瘩”的老社员做饭。分工是合理的,但阚治东却是老大的不满意,原本信心满满地争取到上山伐木,到头来却被指派做饭,太不爽了。在他不断的努力争取下,几天后也让他去砍树杈了。我记得那天他得意地扛着斧子,在去伐木场的路上,边走边哼着小曲儿,欢乐的表情是发自内心的。那时候的人都把吃苦、多奉献视作光荣和自豪,一旦受到照顾,好像受到轻视甚至于有受侮辱的感受。
       伐木是一项带风险的技术活儿,老邵是我们队经验最丰富的伐木者。他个子不高,在干活中教会我不少知识,如放树时得先看好树的倒向,根据树的直径粗细确定下锯口的位置,还要注意上下锯口的倾斜角度。对笔直的树无法确定倒向,人背靠着大树,头朝上看,看哪个方向的树杈多,这棵树的倒向就会冲哪边去。如果连这都不能分辨清楚,则把手指伸嘴里,迅速拿出来后笔直的竖起来,哪边凉得厉害,说明是哪边来风,相反方向则为树倒下的方向,等等。不一而足,使我受用匪浅。当然他也会教一些山里的规矩,什么地方不能小便,伐木后留下的树桩不能坐等等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每次伐树,他都帮我选好树倾倒时的退路,而且关照我把退路的障碍都清理干净,防止绊到出现意外。这就有点我们搞投资时必须有的风险防范意识了。你说农民厉害不厉害。
       树一伐倒,就要按照林业部门的要求,锯成4米,6米,甚至还有8米长的段,最后再归成堆。记得有一天,我和他伐了一棵大树,结果在倒下来时,压在另一棵树上,那棵树压得象弓一样,但就是不倒。我知道遇上了麻烦,这两棵树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;如果不处理,有砸倒人的可能性。必须把压着的那棵树也放倒,这叫"摘挂",可这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操作方法。老邵研究一番之后,帮我把后退的路线定好,又亲自帮我清理干净所有的障碍物,又再三叮嘱我,一旦他叫跑,让我把锯扔下就顺他收拾好的方向跑得越远越好。关照好这一切后,我们开始"摘挂"了。
       所谓的"摘挂"其实就是把压着的那棵树也伐倒,但由于这棵树上压着一棵更大的树,除了这棵树刚锯一点会劈杈,压力大倒的速度快,还有压在上面的那棵树及它粗大的树枝都有可能砸着人,一旦砸着一定是人命关天。老邵在叮嘱再叮嘱后开始了"摘挂":,当把下锯口稍稍锯开一点口子后,我们开始锯上锯口,刚刚把树皮锯掉,马上听到头顶上响起了嗄嗄的声音,老邵大喝一声:快跑。我扔下锯迅速沿着清理干净的方向跑去,没跑到4,5米,两棵树轰然倒地,砸起的雪花飞舞在眼前,一时之间都看不清树倒下的情景。待雪花飘落,我只看到老邵躲在两棵站立的树中间,那两棵树替他挡住了落下的树杈。全身都溅满了雪花。老道的经验,细致的观察使他毫发未损,我心中陡然升起敬佩和感激之情,敬佩他的本事,感激他对我的照顾。
       伐木的日子就在这样惊险与平淡之中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。转眼就到了1971年的元旦,这期间紧挨着我们又来了新鄂公社的一群伐木人。人员组成和我们差不多,不过他们的老乡是鄂伦春族。鄂族人的特点是会打猎,能喝酒。深山老林里的日子是单调的,元旦到来给单调的生活带来了期盼,尤其是在12月31日晚上,用牛车拉来了一桶酒,那是可装近200公斤酒的大桶。由于鄂伦春人的参与,很快成了多民族共庆的盛会。晚餐十分丰盛,有狍子肉,兔肉,野猪肉,鹿肉等野味,还有猴头,木耳,蘑菇这些山珍。再配上酒,别说在那个年代,就是放到现在也足以令人兴奋异常。大师傅的厨艺实在一般,但那些食材太给力了。当这些美味佳肴端上简陋的餐桌时,我们都顾不得形象了,直接手抓的,撅两根树枝当筷子的全上去了,反而鄂族人也许是吃惯野味了,倒不如我们这么狼狈,酒过三巡,似乎人人增加了酒力,用一个能装一斤多的搪瓷缸子盛着酒,在桌子上每人一口地传递着喝,前几轮人人显得礼貌周到。谁知道又过三轮,形势突变,有的人还在深情地关注着佳肴,有的人则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酒上了。一茶缸酒,如前面的人动作稍一停顿,后面的人马上就抢过去就喝,而且每口酒的量也大了。不用过一圈,一茶缸酒就见底了。

       春节前,我们完成了任务。拆除了帐蓬回大队,而这段经历却留在了我的心中。46年过去了,这一段记忆不但没有消失,反而越来越清晰。这些记忆,保存着我的成长,保存着老乡对知青的关怀,保存着艰苦生活中的乐趣,还保存着多民族间的特殊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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