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逊克反修公社老知青

这里曾经叫做“五七农场”、“反修农场”、“反修公社”,最后定名为宝山公社、宝山乡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我的第一篇知青生涯回忆  

2017-01-12 18:07:32|  分类: 知青时代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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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天,10月24日,星期天,我与单位里的同志,一同参观世博园。晚上七点许,正在返程路上。沈兄龙生来电话了。这件事本身就很令我兴奋,要知道三十多年了,还是第一次接到沈兄打来的电话。说起来,上个月,有朱瑞琴同志在网上给留了短信,说了沈兄的电话号码。由于我疏于联络故交旧友,与同队插队的知青兄妹们,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所以,对朱瑞琴同志感到陌生。但看到短信后,马上与沈兄取得联系。现在,沈兄来电话了,一定有好事。果不其然。沈兄告诉我,在他身边还有王树东与邵建南两位领导。

当时,我在车上,手机的声音不很清楚,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。脑子似乎短路了。不过,很快想起来了,大队长王树东啊!!!我马上说:1971年3曰23日夜里,我们到达插队所在地——东发屯之时,大概已经是深夜十点多了。气候冷,看到一位“老人”打扮得像个圣诞老人,大帽子,花白胡子;于是,我就礼貌地喊了一声“老大爷!”不料正好成为一个笑话。这位“老大爷”其实不过廿岁出头一点。只是满脸白花花的霜,近视眼的我在夜色中误称其“老大爷”了。

我在电话里,马上抖了这个笑料,果然,电话那头传了爽朗的善意的笑声。我们有了共鸣。知青,乍到北国异地,遭遇冰天冻地,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。数天前,还在上海,身居楼房,用着自来水、电灯、管道煤气、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;很快被火车、汽车拉到雪原小屯,看到一色草房,室内点着冒烟的油灯,气味刺鼻,茅房里上盖露天,四壁漏风,脚下滑溜,一式蹲坑,满目从未想象的景象。我们不哭!(最近,听女姓插友说:当晚不敢脱衣睡,捂着被子,蒙头大哭,持续半宿。)

到生产队的第一个晚上,怎么睡的,已经不记得了。好像是第二天又重新调整借住的房东,我与一位姓秦的同学一起分到村东头一家老乡家里(恕我已经记不得老乡的姓名了),开始插青生活。少年不知忧愁,吃过早饭,不用出工,放假休息。我一个、梁立新一个、吴同生一个,似乎还有其他插兄,我们向北山奔去,在雪坡上,打滚,打雪战。

再往后,想起来的就是头一次出工,似乎是挖雪沟,是让融化的雪淌得快一点,早一点流到大河里,以便田地早一点干燥,便于下地播种。劳动负担很重,不仅身体疲惫,还在于装备太差,跟不上实际需求。每天几乎都是穿着尚未干燥的鞋子、无法换洗的内衣内裤,出工了。身体的不舒适,自己知道。劳动强度又是城市来的少年所不堪承受。凭着毅力与尊严,每次都是尽力而为,勉为其难。当时,自我感觉还不错,认为是上得好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这一课。

现在回忆起来,有点惭愧。因为,我个子小,力气不会大,只是有点逞能,总想有一个好的表现,处处想要出头,抢先,不惜气力,每天干活,累的要死,收工后,回家路上,走路也走不动了,往往是拖着身体在一步步地移动。或许是长辈们看在眼里,所以,几次安排我做新的工作,比如,有过搞农用菌、育松树苗等工作。当时,我还觉得委屈,为什么我没有分配到强劳力那个组去呢?

尽管如此,我还是强烈要求与大队人马一起干活,夏天铲地,秋天割豆,粮食晾晒,脱粒装包,麻袋入库,冬天砍柴,拉锯放树,做过的农活,好像也比较全。但在当年十二月中下旬,副大队长赵维富兄把我叫去,说是根据组织安排,分配我到公社供销社去上班。在此之前,有一位汪姓插兄调到县林业部门上班去了;还有几位插兄临时抽调到修路大队去了。我似乎是第三批(一个人)被调出大队。对此调动,我个人并不乐意,似乎是被组织安排的名义镇住了。于是到了供销社去上班了。

到了供销社,那个供销社领导看到我之后,好像很不满意。耷拉个脸,赵副大队长忙不迭地向这位供销社领导打招呼,为我头上一连戴上几顶高帽子,想要打动对方。供销社领导还是不乐意,赵队长找个由子离开了现场。我自己汕不答地站在原地,想等赵队长回来。大概等了个把小时,还不见赵队长返回,那位领导发了善心,叫我留下了。与一位上海老乡(似乎是松树沟公社另一个大队的插青)住在供销社值班室里。

公社供销社的条件,比东发屯好多了。有(每天亮4~5个小时)电灯,炕也比较暖和。干的工作都是我超级胜任的。电石分小包,我可以闭着眼睛,迅速分包完毕。打算盘,更是我强项。小学里,我是打算盘高手,全班同学服气。不过几天,供销社的同事似乎很满意,都对领导说我的好话。领导见到我,颜色好看多了,还能主动问我长短。

供销社没有食堂,我们在公社食堂搭伙。那里每天可以碰上许多上海知青。记得公社所在地有一位知青,当时知名度很高的。在食堂一起吃饭时,他好像总要俯视我们。据说,他在上海就是领袖人物。有时,他说话不留意,会有一些话靶,被我们抓住,稍微杀杀他的威风。还有一位高中毕业生来插队的兄长,学问当然比我等小学毕业生强得多。不过,打语录仗,在当时是时尚。所以,我们有时也会强记主席语录,来驳他。当自以为得胜时,颇得意,连着几天,心里在乐。

现在,我一边在看电视剧《毛岸英》,一边在回忆当年。有一点相似之处,就是毛主席所点燃的激情,曾经燃烧在几代青年人身上。说几件反映我们那代人“激情”的实例。

记得是在1970年春节后,我所在的上海市打浦中学开始动员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了。说起来,我们是初中毕业,惭愧得很!模糊记得是在1968年春夏之间,我们升入中学的。原本是1966年夏天就小学毕业了。不过没有毕业典礼,就遭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。停课,停止校务活动,师生都闹革命。嗨,小学生成为红小兵,开始还有老师指导,把红五类红小兵安排为红小兵头头;后来老师都不见了,(可能是休闲在家,或者外出串联去了)。红小兵各自回家了。现在回忆,我似乎是红小兵小啰啰,不记得参加过什么活动,有过一次辩论会。是我原来学校的红小兵到我校来串联。遭遇几位蛮横的大哥(小学附近的红卫兵),对我们(包括莱串联的红小兵)大讲斗老师的经历、夺权的快乐;然后对我们红小兵轻蔑地说:“你们这些老保,都回家去。”我当场老气横秋地回答道:“红小兵也是兵,为什么回家?”他拎着我的耳朵问:“你知道老保保什么?”我知道他的意思,是说我们在保老师(身份不好)、保校领导(走资派),但是我大声回答:“保卫毛主席!”我们全体红小兵一起鼓掌,人众声大,一下子呛住那位大哥了。他们终于汕不答地走开了。

记得来串联的人群中,有人喊道:“这不是方良吗?”原来是我的老同学。可是,我根本顾不上搭腔,就被人流冲散了。大家各自回家了。我则被小小的自尊性自我感动了好几天。这是我红卫兵期间参加“革命”印象最深的一件事。 然后,我们长期逗留在家,一直到1967年11月上旬,被收入打浦中学,继续“闹革命”。在打浦中学,看过斗原校长(走资派),参加过大游行(1969年4曰1日,九大召开之夜),下乡搞备战备荒为人民(在浦东杨思公社某大队);上课没有几天,而且一上课就闹哄哄的。我坐在前排,勉强听见老师嘶哑的喊声。上课效果可想而知。英语课上了没几节,字母还没认完,女老师又犯病了(精神分裂)。该课彻底停了。语文老师是有才华的,兼班主任,但是家庭成分不够硬,也是在忍气吞声工作着,对班上的淘气鬼,无可奈何。班主任老师似乎对我关照有加,总是在小心翼翼地提醒我,不要跟“人”(指的是特别淘气的学生)乱起哄(实际意思是不要学坏)。我也是小孩,哪能不淘气,也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,比如打架,课间扔东西、暗算同伴玩等等。不过,我交的大字报(作业),被班主任赫然推荐到学校革委会,全文抄录在学校大字报栏目里。好像是作文佳品,供全校师生看。我有三个姐姐,最小的姐姐也在打浦中学,比我高两级,还没离校,也看到了弟弟的大字报,当做开心的事,告诉全家人。这是初中时期最为快乐的一件事。

中学搞动员下乡了,我们都是积极分子。好像根本不用动员,全班同学都摩拳擦掌,各自报名。当天打浦中学动员大会之后,班主任叫住我,安排我参加隔天召开的卢湾区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宣誓大会,并在大会上代表打浦中学发言。会场在位于陕西北路的卢湾体育馆内。那天开会了,来自卢湾区几十所中学的宣誓团(一般是一个班一位代表,打浦中学好像是七位,加老师十余人),大约数百人,坐在卢湾体育馆内,显得空空荡荡。主席台搭在室内篮球场上,大会主持人讲完话后,读了各所中学发言顺序,不料乱了起来。各所中学的代表都想第一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,不顾主席台主持安排,纷纷抢先登台发言。麦克风被抢夺,七嘴八舌地说,乱成一锅粥了。我个子小,挤不上去,只好回头看本校领队老师,见他(或者她)直晃脑袋。主持人很快反映过来,宣布散会。可是挤上台的小将们依然是兴致不减,有的干脆登上讲台上面,声嘶力竭地喊表示决心的口号。那天会议的亲历者不少于四五百人(已经在某个网站博客看到有插友写出这个经历),我相信见到这段记载,大家都会哑然失笑。今天的回忆,也有一点苦涩。谁能够把一个个少年弄得神魂颠倒,精神十足呢?比起如今90后崇拜歌星的劲头,当年我们一点也不输,只是用的方向不同。

在强大的精神力量刺激下,我们到了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。迁户口时,仿佛是在办一桩大事,根本还不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。一到插队地方,一个个傻眼了!怎么办?心里真是难受,不过嘴上不软,还是喊着最为革命的口号。内心深处,在想未来如何?似乎回到家乡一直是追求的目标,而回乡的途径,各自在谋算。

我自己清楚人生目标,要做一个文人(当时想做一个小说家)。之所以报名到黑龙江插队,也是看来不少描写东北的小说,以及苏联小说,觉得滑冰很好玩,打猎很好玩,水中捞鱼很好玩,等等。现实却是残酷的,物质条件十分差,体力劳动不堪重负,精神生活空虚,找一本好书看,如同登天。所以,我暗自下决心,要以好的表现,争取个人前途。这个决心不能说给大家听的,只能自己知道。话说我到供销社工作之后,物质生活条件与工种有了转机,但是,内心深处,有一种潜意识,不甘心于此。在春节之前,赵副大队长来到公社开会,顺便到供销社来看我。当我看到赵队长时,激动得泪流满面,就是看到亲人了。弄得赵队长与在场的其他供销社职工,都大受影响。我对赵队长说:我要回生产队。当时,我就不顾一切地扔下工作,整理简单的行李,要跟赵队长归队(好像是回八路军根据地一样)。似乎当天没让走,工作移交之后,隔天回到生产队。心里很踏实,其实也不踏实。在生产队过第一个春节。除夕之夜,最硬的汉子也流着眼泪。我那晚没有哭,因与梁立新、吴同生、赵伟昌等好友,一起吃“年夜饭”。那几位都是硬汉子,也为我壮了胆。

 第二天早晨,我“惹事”了。我们插队初期,分散住在老乡家,与人于己都不方便。端午节一过,生产队就领着我们建“男知青公寓”。那是五间草房,一扇大门,进去后是一个公用房间,安有两口大锅,可以用来水。公用间两侧的四间房是为两个大通铺,又各有南北两向四铺炕,用来安置我们二十几位男青年。(女青年那里情况不详。)“男知青公寓”是严重缺乏管理的。大冬天,那扇进出大门永远关不严,总是向室内灌冷风。头半夜,知青睡在热炕上,还算好;到下半夜冷得够呛。大年初一,可以不出工,但总要有温暖与饮水吧。我算作积极,起个大早,去井口打水,不料心神不宁,走了神,没注意栓绳不牢,打水的水桶掉井里了。怎么办?到老乡家去求援吧。大年初一一大早去干扰人家,真不是滋味;但也没有办法。一进老乡家门,热气腾腾,人家过日子有模有样的,哪像知青公寓,像个狗窝。看到此景,顿时勾起思乡之情。鼻子一酸,忍不住流泪了。后来神经好像麻木了,怎么走出老乡家的,又怎么捞起水桶的,又怎么回到“知青公寓”的,一概不记得了。

过年后(1971年),初四那一天,大队组织了一支小分队,进深山打石头。进深山,打石头,是危险活。需要体力与技巧,还要经受住宿条件恶劣的考验。何况这次大队领导组织队伍进深山,是为逊克县国防公路南线(从县城通往国防基地、即三线,有两条路。这一条是南线公路)准备石料,更有意义。

不甘示弱的我,见进山名单里没有我,就主动去找赵副大队长,请求他同意我随队出发。在我哀求之后,他同意了。第二天(1971年2曰1日),我们一行廿六七人,乘坐三四辆马爬犁出发了。马爬犁走得不快。天冷,马走快了,容易出汗,对马的身体不利。人坐在爬犁上,时间长了,身体发硬,不得不下来走一走。走久了,身子暖和了,人也累了,再上爬犁。

离开生产队,大约走了百十来里地,才到达打石场,其实就是一座挨着逊比拉河的石头山。我们安营扎寨,支起了毡子做的大帐篷,里面安上烧火的炉子,搭起简易的床铺。没有火炕,靠整天烧炉子取暖。当时夜间气温总在零下二十度之下,白天也在零下十几度。所以,那个火炉是必须不断火的,才能保持帐篷内的绝对温度在十度左右。所谓打石头,就是打炮眼,然后用炸药炸开大石头,把小块石头搬到平地上,码起来计量,交由县公路部门验收后,在铺设国防公路上使用。每天吃过早饭后,上山坡上打炮眼,中午不回帐篷,就地休息,啃带去的干粮,喝带去的水。干粮揣在胸怀里,仍然被冷气冻得当当硬。吃午饭时,只能一点点啃馒头边缘处;带去的水不够喝,就抓一把雪吃。午饭,没有菜,也没有一点油腥,但也吃得很香。因为体力付出的太多,饿的时候,吃什么都香。打石头的日子里,好像很快活。和老乡们住一起,那些成年人会讲故事,讲山情农活,我们听得津津有味,比初中时课堂纪律好多了。每天晚上,吃过晚饭,就钻被窝,听成年人讲话唠嗑,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好像很安全,很舒适,比“知青公寓”还好。我一直在想:幸亏自己坚持要来,否则不就缺少这个经历了吗?

不料,与我们一起打石头的兄弟大队(他们比我们晚上山一个星期左右)出事了。他们那个帐篷在清晨六点许,着火了。离开我们帐篷大概百十米距离,我们值班人员马上叫醒大家。我被叫醒之后,迅速穿上外衣奔出帐篷,只见对面那个帐篷烧得火光冲天,四边架子还是看得见的,周围不少衣着不全的人在叫与跳。但是无济于事,没有水源与有效灭火手段,再说木头架杆早就被整天烧着的炉子烘得干透干透的,毡子又是易燃物。火光维持不过几分钟,帐篷与木头架子整体塌落,又几分钟火自然灭了,烧干净了,无物可烧了。火石灭了,露出八具残骸,像八段木炭。可怕!八个活生生的人,离开了社友们。当时听说有兄弟两人,一个逃出来了,一个不幸罹难。当时情景,可惨了,哭声,叫声,响彻山谷荒野。这里是深山,离最近的居民村落,也有五六十里。我们大队的成年人都去安慰对方,把我队的物质(棉被子、毯子、衣服)拿出来,给他们取暖。一起做早饭吃。我队年轻一点的社友,吃完早饭,仍然上山坡打石头去了。大约过了中午,比平时收工还早(现在回忆大约是下午一点半左右),被领导喊回住宿地。我们见到一辆大客车与一辆吉普车停在宿营地。有不少县、公社干部从县城与公社赶过来处理善后事宜。我们队也被叫停,撤退回家。似乎我们队长据理力争几番,还是通不过,被迫下达撤退的安排。

天呐!接下来的事情,想起来也有点后怕。我们吃过晚饭后,回撤。由于事出突然,大队没有准备。留在打石场只有两辆马爬犁了,要拉东西,还要拉人,是不可能的。所以,叫我们跟着马爬犁一路走回家。(大客车与吉普车拉着遇害大队的人员与物品,已经先走了。)

当天(2月13日,正月十八。这是今天一边回忆,一边查万年历才得知的),好月亮,照在雪原上,如同白昼。我们一行人,跟在装满家什的马爬犁之后,一步步向家里移动。走路时,老社员就说一些怪话,说伪满洲国时,这里就修路,有一把火烧死八个人,现在老鬼来索新人了。讲得很神秘诡异。我们毕竟年轻,有点害怕,只有蒙着头走路。怀里揣着两个馒头,当做夜宵。这一路,大约是七八十里。走着走着,马爬犁时不时要休息,因为平时马吃夜草,否则拉不动。我们走路的人反而走在马爬犁前面了。又走着走着,我们走路的人,也拉开距离了。开始,我与一位同伴一起走,后来,可能是小解的原因,两人也分散了。变得我一个人在走。似乎前后都有同伴的声音,所以也不害怕。如果停下来,会很冷,容易生病。所以,还是闷着头往前走。

后来觉得不对,怎么前后声音也听不见了。整个荒山野谷中,似乎只有我一个人,伶仃于雪原上,不觉害怕起来。怕鬼,也怕狼。还好是空身,拎起一根树枝,可以壮胆,即使碰到狼,跑得动,可搏斗。所以,加快脚步拼命向前走。好在是一个山谷,只有一个出口,方向是不错的。当天蒙蒙亮时,我终于走到第一个屯子——本公社的新亚大队。当时还有劲,逞能接着走,又走了二十里,到了公社所在地,再也走不动了。好像有了收容队,我进了公社招待所,一头扎下呼呼大睡,醒过来是黄昏了。当晚,大队用马爬犁把我们全都接回家。后来知道,大队接到公社电话,也派马爬犁来接我们了。只是信息不通,我们又不知;成年社员懂得这些理,所以,他们慢慢悠悠地走,知道会有接应的。他们就省力一些。我那晚足足走了八九十里,而且是在干了多半天活之后,走的那段夜路。一生难忘,再世难遇。

(方良写于2010.10.26.修改于2017.1.11.)

补记:最近看到《逊克县知青工作大事纪略》一书,其中1971年2月13日条目,就记载这次火灾。松树沟公社二龙大队工棚着火,罹难8人,其中,上海卢湾区知青3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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